伤痕小说（伤痕小说得名于谁的作品）
小说 《伤痕》是哪个年代，作者叫卢新华
1978年初，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说《伤痕》。《文汇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7000余字的学生作品。
《伤痕》的故事很简单，描写了一个叫王晓华的女青年，“文革”中和被打成“反革命”的母亲决裂，离家出走。八年后重病中的母亲获得平反，渴望见女儿一面。而当在农村插队的王晓华赶回家时，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小说揭开了那个时代人们心中隐秘的痛。
当年文坛刚刚苏醒，作家们还心有余悸，而这篇小说由于率先冲破禁区，摒弃了“四人帮”宣扬的“高大全”那一套，摆脱了“假、大、空”的浮泛创作风气,使当代文学重新回到“人学”的正常轨道，大胆地描写人性和真实，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开创了“伤痕文学”的先河。
《伤痕》主要讲了什么？
卢新华，生于1954年，主要作品有小说《伤痕》、《紫禁女》等。短篇小说《伤痕》是他的代表作品，发表于《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
作品写“文革”时女生王晓华的母亲被定为叛徒，她非常痛恨母亲，和母亲断绝了关系，不打招呼，一个人跑到东北去插队。8年后，晓华突然接到母亲的来信，说她的冤案已经昭雪，盼望女儿回来让她看上一眼。当晓华赶回上海时，她妈妈已经于当天早晨在医院去世了。
小说通过王晓华母女的悲惨命运，控诉了极端主义的政治斗争对于人情和伦理观念的侵害和破坏，批判了反动的血统论，揭露了社会上的邪恶势力和黑暗现实，让人们看到美好的事物怎样遭扼杀毁灭，从而激起人们对丑恶的无比憎恨，对美好事物的无限同情。
王晓华形象的悲剧意义在于：她受到毒害，又去刺伤母亲，却以为自己是对的。充分表现了“极左”政治不但严重破坏了生产，迫害了老干部，也伤害了青年的心灵，造成难以弥补的伤痕。作者在作品中提炼出“伤痕”这一发人深省、动人心弦的题旨，为后来的伤痕文学开了路。
什么叫伤痕小说
【伤痕小说】是社会主义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一种题材。20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十年浩劫刚刚结束，一度禁锢的小说创作和整个文坛出现了生机，涌现出一批揭露“文化大革命”“创伤”的小说作品，被称为“伤痕小说”。如，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就是很典型的代表。
可结合伤痕文学理解，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
卢新华《伤痕》故事情节
《伤痕》短篇小说，发表于1978年《文汇报》，曾获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小说写除夕的夜里，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这已经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
晓华将目光从窗前收回，低头看了看表，时针正指着零点一分。她理了理额前的散发，将长长的黑辫顺到耳后，然后揉了揉有些发红的微布着血丝的双眼，转身从挂在窗口的旧挎包里，掏出了一个小方镜。她掉过头来，让面庞罩在车厢里谈白的灯光下，映在方方的小镜里。
这是一张方正，白嫩，丰腴的面庞：端正的鼻梁，小巧的嘴唇，各自嵌在自己适中的部位上；下巴额微微向前突起；淡黑的眉毛下，是一对深潭般的幽静的眸子，那间或的一滚，便泛起道道微波的闪光。
她从来没有这样细致地审视过自己青春美丽的容貌。可是，看着看着，她却发现镜子里自己黑黑的眼珠上滚过了点点泪光。她神经质地一下子将小镜抱贴在自己胸口，慌张地环顾身旁，见人们都在这雾气腾腾的车厢里酣睡着，并没有人注意到自己刚才的举动，这才轻轻地舒出一口气，将小镜重新回挎包中。
她有些倦意了，但仍旧睡不着。她伏在窗口的茶几上还不到三分钟，便又抬起头来。
在她的对面，是一对回沪探亲的未婚青年男女。一路上，他俩极兴奋地谈着学习和工作，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可现在也疲倦地互相依靠着睡了。车厢的另一侧，一个三十多岁的城市妇女伏几打着盹，在她的身旁甜卧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儿。忽然小女孩蹬了几下腿，在梦中喊着："妈妈！" 她的妈妈便一下子惊醒过来，低下头来亲着小女孩的脸问："囡囡，怎么啦？"小女孩没有吱声，舞了舞小手，翻翻身复又睡了。
一切重新归为安静。依旧只有列车在"铿嚓铿嚓"地有节奏地响着，摇晃着。——那响声仿佛是母亲嘴里哼着的催眠曲，而列车则是母亲手下的摇篮，全车的旅客便在这摇篮的晃动中，安然，舒适地踱入恍惚迷离的梦乡。
她仍旧没有睡意。看着身旁的那对青年，瞧着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一股孤独，凄凉的感觉又向她压迫过来，特别是小女孩梦中"妈妈"的叫声，仿佛是一把尖利的小刀，又刺痛了她的心。"妈妈"这两个字，对于她已是何等的陌生 ； 而"妈妈"这两个字，却又唤起她对生活多少热切的期望！ 她想象着妈妈已经花白的头发和满是皱纹的脸，她多么想立刻扑到她的怀里，请求她的宽恕。可是，……她痛苦地摇摇头，晶莹的泪珠又在她略向里凹的眼窝里滚动，然而她终于没有让它流出来，只是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两只胳膊肘支在茶几上，双手捧起腮，托着微微向前突起的下巴，又重新将视线移向窗外。
伤痕小说的内容特点
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并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
从“伤痕文学”的出现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1980年代的重演。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年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人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开政治因素，不仅无从表述，也毫无意义。“伤痕文学”的文化取值，政治选择与民众期望高度一致，文学言说与政治言说一致，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
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缺失人性
人性是人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感，也是对理想的追求、道德的衡量、价值的判断等精神取向。正面描写人性，反映人性，歌颂优美健康的人性，批判丑陋的人性、呼唤美好的亲情、爱情等，是文学关怀人的体现，也是文学的本质内容，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应成为文学作品中一个永恒的主题。
在“文革”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对人性的扭曲理解变本加厉。在阶级斗争纲领君临一切的思想意识里，在公开的话语环境里，人性成了作家们最忌讳的话题，失落于优美的文学家园。人性淡出了政治话语环境，成为文学创作中的“雷区”，受到教条主义化的待遇，当时几乎所有的“文革文学”作品都不再正面描写人性。直接表现“文革”中的人性的作品，存在严重“缺席”状况。如一度风靡全国、独领风骚近十年的革命样板戏，几乎都没有涉及真实人性的内容。人们谈“人性”色变，视人性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惹火烧身，而没有认识到人性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题中应有之意。人性完全处于被践踏遭毁灭的境地，成为禁语，陷入“文革”的空前灾难中。
既然人性等被扭曲成为可怕的妖魔鬼怪，不能得到健康发展，那么，也就只剩下“阶级性”的生存发展空间了。漠视人性，压抑人性，唯政治是从也就是合情合理的了。特别是“四人帮”制定的“三突出原则”创作模式成为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原则后，人性更是被完全从文学题材中排斥出去，被湮没于阶级话语情境中，遭遇坎坷。一切禁忌似乎要把人人变成不食人间烟火、六亲不认、没有七情六欲的圣人仙人，抑或同时睁着孙悟空似的火眼金睛，把一切隐藏的人性揪出批斗，类同万恶不赦的特务、“封资修”等阶级敌人。即使是亲生爹妈，也要大义灭亲，而要服从于“阶级爹妈”。从这个角度说，《伤痕》的主人公王晓华的情感取向、价值判断标准也似乎合情合理。尽管此前王晓华和妈妈的感情很好，母女情深。但当妈妈成为“叛徒”、“特务”的最困难时刻，她却和妈妈断绝关系，泯灭了人性。
缺乏自我认识
“文革”是罪恶的，给党和国家、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生活、给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但是，把一切问题一切苦难都归咎于“文革”是不全面的，是推卸责任，掩盖个体生命的自我人性缺陷，有一刀切、大而化之之嫌，应客观地历史地来看。如果人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认识，认识到人的尊严，有着优美健康健全独立的人性，或许，“文革”不会持续那么久，灾难不会那么严重。 《伤痕》的主人公王晓华妈妈被定为“叛徒”后，她就抛弃了对妈妈的崇敬和深厚的母女之情，“没有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并拒收寄自妈妈的任何物品包括信件，希望借此可与妈妈彻底决裂；而1978年妈妈恢复了名誉和工作，她却急切地想要与妈妈团聚。当她最终找到妈妈时，妈妈已死在医院的病床上……因此，给她留下了难以抹平的心灵创伤。实际上，真正受到情感伤害、留有内心伤痕的是“革命多年的妈妈”：不但受到天大的冤屈，连亲生的女儿都翻脸不认人，不给她以任何的安慰，在她的心灵伤口上撒盐。而王晓华，如果说她也是一个受害者的话，那么，她只是一个自身愚昧的受害者，并非全部受害于“文革”。
作为“文革”大时代背景下弱小的生命个体，普通个人固然无法扭转和决定时代发展方向。但毕竟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可以在其中作出自己的选择，不应该随波逐流如浮萍。王晓华虽不能改变妈妈被判为“叛徒”这个时代错误，无法扭转妈妈的命运，但她可以选择信任妈妈、支持妈妈，和妈妈共度难关这条路，可她却选择了反面，使妈妈的命运雪上加霜，也给自己留下了终生隐痛。——“文革”是一个政治灾难，然而，残缺不健全的人性又使得人们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这场政治灾难，给这场灾难推波助澜。与其说是“文革”给她留下“心上的伤痕”，还不如说是良心的谴责在折磨她。
因此，《伤痕》其实是暴露了“文革”中个体人性的自私势利和丑恶偏狭、残缺不全的一面：只因王晓华是“叛徒”的女儿，不论她如何努力，都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入不了团，成为势利冷漠的时代丑恶人性的受害者；而王晓华本人也由于人性意识的缺失，“阶级性”的扼杀，失去了判断是非真假的能力，成为人性势利的一员，反过来又伤害他人，成为他人的扼杀者：为了所谓的前途，妈妈被打成“叛徒”了，她便信以为真想当然地冷酷地和妈妈决裂，将最起码的亲情抛置九霄云外，给妈妈精神致命的一击；而一旦妈妈恢复了名誉和工作，她又急切地想要与妈妈团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但这正反映了“文革”中人性真实的一面：愚昧、任性、自私、冷酷、恶劣、势利、盲从、缺乏自我认识和判断。
还以《伤痕》为例，分析王晓华对妈妈的绝情。尽管是通过梦境反映的，但梦是现实的影子。当梦见回到家后，看到妈妈“写着几个大字：‘关于我的叛徒问题的补充交代。’她两眼盯住她，忿忿地骂了声：‘可耻！’转身便往外走。”当妈妈想拦住她时，她却言语恶劣，冷若冰霜：“你管不着!”而且，就是在得到妈妈被平冤昭雪的信时，她还“有些犹豫不决”，担心昭雪不是真的，不能给她带来好运，连累她，不知道是否该回去见母亲。为了政治，为了个人所谓的发展前途，连有着血浓于水的母女亲情都退居一边，可见“文革”中的人性是何等自私、冷酷、恶劣、势利，血缘亲情的分量是多么微不足道！
相当一部分“伤痕小说”，特别是以知青为主题的“伤痕小说”都反映了“文革”中的这类人性。他们或是控诉，或是反省自身在狂热理念的煽动下，看不到他人生命价值，践踏他人的生命和尊严。竹林《生活的路》，更注意到了女主人公谭娟娟个人纤弱虽性格的人性因素，深刻地揭示了谭娟娟从单纯到复杂以致最后不能自拔的整个演变过程。
另外，老鬼的《《血色黄昏》也深入到人性深处。至于苏童在其“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所塑造的“香椿树街少年”系列，更是邪恶人性的展现，几乎看不到人性的一点亮色。
迷茫黯淡人性
“文革”中这类人性的表现，主要是反映在王晓华的妈妈身上。这是“文革”中最典型的例子。由于时代局限性，也由于认识不到个体生命的价值，虽然“革命多年”，当冤屈来临时，也不敢捍卫自己做人的权利，不敢与人沟通，因此有冤无处伸，也不敢伸，只得小心翼翼做人。甚至在自己辛辛苦苦抚养起来的女儿面前，也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仅仅因为女儿发现了自己的问题交代，而“脸上忽然一阵惊慌，忙去掩桌上的纸头”，还掩饰“没，没写什么。”这是令人辛酸的人性悲剧。这类悲剧的罪魁祸首才是不折不扣的“文革”。由于“文革”期间的高压政治环境，存在于个人身上的黯淡人性发不出民主、独立的光辉，战战兢兢做人，失去了蓬勃强健独立自主的人性意识，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状态，如冯骥才《啊！》中谨小慎微的科研人员吴仲义等。
优美温馨人性
“文革”只是一个时代背景，是外因，是一个冶炼人性真金的时代大熔炉。由于缺少价值的自我判断，缺乏独立的思想和认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漠视等人性缺陷，因此通过“文革”而变本加厉。缺少忏悔精神的人性缺陷和丑陋，因“文革”而找到了契机。就是“文革”不曾在历史上存在的话，只要人性存在缺陷，也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只是不同时代表现不同罢了。即使在“文革”那个恶劣的政治气候大环境下，也仍然有优美健康、催人感动的人性存在，正所谓“时穷节乃见，危难见英雄”。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从湖南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甜甜的草莓》中，我们看到了坚强党性和美好人性和谐的统一：毕兰大婶。她不仅是作为党支部书记的形象出现的，也是慈善的母亲，她的母爱不仅施于女儿，而且温暖着全寨人的心。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四姑娘许秀云，尽管历尽艰辛坎坷，却始终保持美好的人性，淳朴善良，坚韧顽强，深沉地爱着姐夫（姐姐已死）金东水和姐姐的两个孩子；虽迫不得已嫁给流氓恶棍郑百如，但始终未从心底屈服，而是反抗。”
因此，当人们冷静下来后，不应该仅仅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反省文化专制对人性的摧残，控诉非人道的灭绝人性；也应该从“伤痕小说”中寻找人们自身的人性因素，反省人性的不完善，堵塞人性上的“黑洞”。惟其如此，才能在批判和控诉中建设美好的人性，找回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 作为刚刚摆脱的文革僵死的创作模式的文学先声，伤痕文学的局限又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浩劫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作品对罪行的谴责往往归之于坏人做坏事，表现出一种忠心而未被理解的冤屈与不平，是一种在肯定个人崇拜前提下的，对野心家的谴责。
其次，在艺术表现上，伤痕文学显得十分幼稚。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小说中的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如在《班主任》中，作者这样形容张俊石老师：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另外，由于伤痕文学作者们关注现实的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常常会压抑不住激荡的情感而跳出来对某个情节直接高谈阔论，表述自己疗救时弊的观点，使作品的情感表露不免趋于肤浅。第三，伤痕文学作品中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鲁迅曾经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见，悲剧的深化应该有两个层次：其一，是表现灾难；其二，是在灾难中展现崇高。而伤痕文学只是停留在悲剧的第一个层次上，作品一味注重悲惨故事的叙述而忽视了对人格的刻划。这样，主人公就只是单纯的受难者而非美的体现者，其悲剧只是灾难的展现而不是美的毁灭，只能引起人们兔死狐悲式的同情而不能给人以永恒的的震撼和心灵的升华。例如，在孔捷生的短篇小说《在小河那边》（1979，2）中，作者力图展现在文革血统论的错误导向下所造成的悲剧：因父母被打倒，主人公严凉与穆兰受尽了折磨，他们在小河边相识并相爱结合了，幸福似乎降临在他们头上，然而他们却发现两人竟然是姐弟关系－－历史把他们分开，历史又这样无情地捉弄了他们！小说的悲剧色彩在这时达到了高潮，但在读者为这种乱伦惨剧叹息的同时却不能不感到其中过分的偶然性因素，这种刻意添加的悲惨无疑使作品显得虚假，同时也无法产生使人震撼的力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伤痕文学模式化的喜剧结尾。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式和思想环境尚未明朗，文艺界仍然存在着写暴露、写悲剧的禁忌；同时大多数作者仍然难以摆脱以往左的创作观念的惯性影响，因而往往在结尾加入一个前途光明的机械性预言或大团圆式的喜剧性结局，以至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小河那边》，在作品描写了一场乱伦惨剧后，笔锋一转，写到了四人帮被粉碎，姐弟二人得到母亲被平反的消息，母亲工作的银行也表示要将二人从农村调回，安排工作，最令人吃惊的是，从母亲留下的一封遗书中他们得知，原来穆兰是母亲在战争中抱养的女儿，与严凉并无血缘关系！－－一切的阴翳都被排除，正像小说最后两节的题目一样：飞向光明、鹊桥相会。这种完满的大团圆结局无疑充满了人为的痕迹。又如，《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林中少年孙长宁带着老师的遗愿与笛声，在无法报名的情况下闯进了音乐学院的考场，并恰巧碰到老师的知己主考。后者听着少年的笛声，仿佛看到了老朋友的身影，感到了老朋友生命的继续。这个情节无疑暗示了少年前途的光明，但其中却不免因其过份巧合与顺利而显得不够真实。再如，在《伤痕》中，当王晓华读罢母亲的遗书后，作者进行了一段人物化悲痛为力量的描写：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痛是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党中央，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这两个段落无疑是在讲述了一个悲惨故事之后，预示了前途的无限光明，然而这种预言又因毫无根据而显得十分空洞。总之，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局限，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它的最大价值所在，是它连接文革假、大、空文学与新的体现人的真实性的文学之间的过渡作用。这种过渡性在冯骥才的《啊！》以及金河的《重逢》等作品中表现十分明显，后者虽然被誉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但却已经显示出反思文学的深刻力度。